我仔細琢磨了一陣,才想清楚事情的曲折。那位老師說的一絲不差,絕大多數經濟學教科書裡,是以「產品」來界定市場。可是,在真實的世界裡,市場通常是指場所。所以,我們的說法不同,但是,都對。不過,如果以教科書為標竿,而不以真實世界為依據,經濟學(者)可是會遭受坐食不辨菽麥、在象牙塔裡作夢的指控。 那麼,到底「市場」內涵是什麼呢?怎麼才能平實正確的解讀「市場」這個概念呢?這些問題,似乎只是名詞之爭、句讀之學,其實,不然! 最基本的是,無論是以物品或場所來界定「市場」這個概念,都不只適用於商品勞務等經濟活 。諾貝爾獎得主寇斯(Ronald Coase)曾發表一篇論文,名為〈商品的市場和言論的市場〉(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.)。他認為,報紙雜誌、電視書刊等,提供了言論的市場。這種市場和牛奶麵包的市場,在本質上並無不同。 在商品的市場裡,生產者希望藉著各種手段,爭取壟斷的地位,享受特殊利益。同樣的,報刊雜誌等的生產者,也希望取得特殊地位,獨享利潤。農民漁民是利益團體,出版業和媒體也是利益團體。
事實上,對「市場」這個概念最直接的肯定,就是真實世界裡活生生、赤裸裸的諸多事例:市場最發達的地區,往往也正是所得較高、民眾生活品質較高的地區—在市場發達的社會,一個人可以選擇遠離喧囂、離世索居。在市場不發達的區域,人卻沒有選擇擁有電話、網際網路、救護車、道路設施和大眾運輸的自由。 John Kay的近作《市場的真相》(The Truths about Markets),就是從各種面向來烘托市場諸多具體抽象、明白隱晦的意義。John Kay是經濟學者,但是,他長期在管理學院任教,對實務 熟。大致上來說,書中引述的故事要比經濟學者的故事生 有趣、辛辣深刻。其實,John Kay本身的經歷,也巧妙的呼應市場的意義。
牛津大學,有七 多年的歷史,在英國、歐洲、乃至於西方文明上,更有著重要的地位。因為歷史悠久,一切以光榮高貴的傳統為依歸。相對的,對於新生事物,往往排斥貶抑。因此,在牛津大學成立管理學院,就經過冗長艱辛的過程。 好不容易,先是敘利亞富商賽德捐贈大筆金錢。好幾年之後,牛津終於成立「賽德管理學院」(Said Business School)。John Kay就是學院的籌辦人和首任院長。然而,他終究受不了一再的挫折,辭職了事。他把前後經過和無盡委曲,以長文發表在《展望》(Prospect)月刊。文中有一句話,令人玩味再三:在古老的牛津,似乎堅持這麼一個信念—任何事,如果沒有前例、作了之後會成為頭一遭,那麼這件事就不該作! 顯然,在牛津/英國,這個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源地,這個亞當.斯密《國富論》和經濟學的誕生地,言論/學科的市場也還有增長擴充的空間! 附記:John Kay《市場的真相》(The Truth about Markets)中譯本,二○○五年十一月由「商周出版社」出版。
熊秉元(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學系 教授)
推薦序2
是的!關鍵在經濟制度
接獲出版社電傳為本書寫推薦序的邀約,在未翻閱全書之前,心中已應允。主因有二:一是本書的書名吸引了我;二是看到二○○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史蒂格里茲(Joseph Stiglitz)對本書的評語。 對我來說,《市場的真相》(The Truth about Markets)這個書名很有衝擊力,因為「口氣實在好大」,顧名思義就是要為讀者揭示「市場的真相」。但「市場」這個老少都琅琅上口的名詞,其真實內涵和面目可以真切觀察到,甚至可以形諸文字來顯現其具體形象嗎?由經濟學鼻祖亞當.斯密(Adam Smith)予以「無形手」或「不可見之手」(invisible hand)的形容詞,已可知『價格機能』或『市場機能』之無法捉摸,而本書作者卻要寫出它的真相,當然吸引我去窺其玄機,看看葫蘆 到底賣什麼藥了。
史蒂格里茲的「閱讀這本發人深思的書,就能更了解市場經濟究竟出了什麼差錯,更清楚應該採取什麼補救行 。」的簡短評語,正對應其在《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》(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)這本著作 的觀點,亦即史蒂格里茲將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崇奉者冠以「市場基本教義派」,而且以「市場失靈」、「全球化的種種失落」數落市場經濟,甚至認為「市場基本教義派支配國際貨幣基金(IMF)」對轉型國家施壓,強迫接受華盛頓共識,乃造成當今世界上一些轉型國家的淒慘局面。我在二○○二年九月對該書的評論中,已嚴正指出史蒂格里茲對自由市場認知偏差、指鹿為馬,扭曲自由經濟且讓市場經濟揹黑鍋,也藉機陳述自己心目中的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之梗概。看了史蒂格里茲對這本書的簡短評語,覺得他對市場經濟的認知仍是一貫的誤解,可說「因果倒置」,強加「罪名」在市場身上。其中最關鍵處就在於對「市場失靈」意涵的解讀。
亞洲的經濟發展經驗就是這個論據的明確例證。或許,經濟史上最重要的問題是:「為什麼在二 年前,現代經濟發展是從西歐開始,而不是從中國東南方揭開序幕?」彭慕蘭(Kenneth Pomeranz)把這個現象描述為「大分流」(the great divergence)。當時西歐和中國在技術、資源、才能及技能等方面,有許多相似之處:但我認為,真正的差異在於政治和文化等方面。